司马迁对项羽是怎么评价的?司马迁的死亡真相是什么?

　　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史记》为现在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鸿儒大家，历史大事。而所有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评判，也正是因为司马迁这种精神，也间接的导致了他后期的命运。

　　司马迁对项羽是怎么评价的?

　　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却首先以文学家的身份进入我的视野。在《中国文学史》中，司马迁占据了近二十个页码，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们比肩。司马迁自己可能绝难想象到，他会出现在两千年后的文学史里，并处于崇高的位置。司马迁能进入文学史，不在于语言有多华丽，技巧有多高超，而在于他的《史记》及他本人的遭遇，最好地阐释了关于生死、成败、人性、命运、苦难等最重要的人生命题。

　　人们常说，项羽是失败者，但他是英雄;刘邦是成功者，但他是流氓。这样的评价是起源于司马迁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仅用了一百多个字，就把刘邦的形象“搞垮”了。他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有一次刘邦作战失败，被楚军追赶，为了跑得快，刘邦竟然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推下了车。车夫看不下去，就把孩子又抱上了车。跑了一阵，刘邦又将孩子推下了车，“如是者三”;另一个细节是，项羽与刘邦作战，粮草快完了，但刘邦坚守不出，要拖垮项羽。项羽急了，把刘邦的父亲带到了阵前，吓唬刘邦说，你再不应战，我就把你爸煮了吃。没想到刘邦说，我曾跟你结拜过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杀，“则幸分我一杯羹”。有了这两个细节，刘邦从此成为道德的矮子。把当朝的开国之君写成这样一副嘴脸，在历史上似乎只有司马迁。

　　司马迁对吕后的残暴也不放过。当吕后将戚夫人砍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做成“人彘”时，司马迁借吕后儿子的口说了一句话“此非人所为”。写这五个字，是需要勇气的，它字字千钧，非一般封建正统的史学家所能扛得起来的。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他手中之笔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统治阶级，不属于被写的人，甚至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正义和公理。司马迁站在历史的巅峰上俯视一切，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人。从这个角度说，司马迁是孤独的。他理解项羽、荆柯、孔子、屈原、陈胜、李陵，但在那个时代，没人能理解他。

　　由于为李陵辩护，最终把司马迁推进了痛苦的深渊，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场巨大的悲剧。很长时间，我想不通，就因为几句辩护的话，就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后来，看过了历史上太多的文字狱以及因言获罪的例子，我试着这样去理解司马迁的遭遇：作为一个思想境界高出同时代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眼光是理性、客观、公允、博大的，但这些汉武帝是不具备的，或者说他不想具备。司马迁从来不会彻底否定或肯定一个人。但是一棍子把人打死、搞一言堂的做法，却从来都是专制统治者的一贯风格。对人性的关注，是司马迁的出发点，也是根本。他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投降只是权宜之计。司马迁表面在为李陵辩护，其实是说出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汉武帝也是重视人才的皇帝，但实际上，他是把人、才分开的，他只重才，不重人，当他看一个人不对头时，对其才也就视而不见，甚至看得一文不值。李陵案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性。正是司马迁一贯的世界观将汉武帝激怒，从而遭受了宫刑。

　　汉代是一个强大的时代，然而，由于司马迁的遭遇，让我对这个朝代总是缺乏一些好感。灾难降临时，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一个伟大的帝王面前，显得是那么无力。宫刑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如果没有宫刑，《史记》会是另外的模样。司马迁由于自身的遭遇，很早就看出了人类的悲壮、不平与伤感。他对现实有太多想不通的地方，在“太史公说”里，他经常使用反问句，且语气强烈：“难道不痛心吗?”“怎么可能呢?”“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充分表现了司马迁的疑惑和不屈的心情。司马迁的痛苦通过《史记》，流进了中国文化人的血脉。我想，每个阅读《史记》的人，一定与阅读其他历史著作的感觉不一样，他会带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悲愤情绪。我看《史记》时，总觉得司马迁寂寞、孤独的身影在眼前闪现。我似乎能明显地区分出《史记》中的文章哪些是宫刑前的作品，哪些是宫刑后的作品。它比很多文学作品更让人感慨叹息、撕心裂肺。

　　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陕西人的性格：深沉、坚定、固执、倔强，外表文弱而内心强大。受刑后的司马迁，表面上也许服帖了，但内心更加顽强了。他没有被洗脑，至死保持着一个良史的品格。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讽刺，但司马迁的历史超越了时代。两千年后，与现代人比，从许多方面来看，司马迁的境界并不落后。汉武帝能决定司马迁的命运，但汉武帝只能决定一个时代的人的命运，而司马迁却影响了无数时代人的心理历程。

　　司马迁的死亡真相是什么?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万言的历史巨着——《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

　　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苦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

　　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夺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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