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北宋的第六位皇帝,正是他开启了北宋灭亡的篇章。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励精图治,想要把国家治理的更好,但是他又不想要太多束缚,所以改变了当时的政治体制,正是这个改变改变了宋朝的命运。宋神宗在晚年的时候属于突发性疾病,因此来不及立太子。那么在宋神宗之后是谁继承了皇位呢?
宋神宗之后的皇帝是谁?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表现得非常不安分,常有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孙子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宋神宗是昏君还是明君?
提起宋神宗,人们第一个想起的,是都王安石和变法。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掩藏在王安石巨大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他的形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已经模糊,只能留下“励精图治”、“支持改革”、“软弱退缩”等寥寥几个词语而已。
但事实上,当我们透过王安石的光环仔细去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才是这段大变法的真正主导者,而变法本身,也并非只有变法者宣称的“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等表面的目的,在光鲜的口号之下,是宋神宗高超的权力手腕和远大目标--彻底改变北宋之前形成的,以宋仁宗朝为典型标准的政治体制。
事实上,变法前后,北宋的政治体制完全呈现出两幅模样,而正是宋神宗一手制造的这个改变,为北宋铺就了通往灭亡的道路。
神宗亲手搭建的,是一个最合适“明君”、“大帝”发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可以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去实现冀望已久的远大理想。
但意愿和现实之间毕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宗晚年一手指挥的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在他强烈的个人意愿的遥控指挥下惨败而回已经预示了这个充满皇帝一厢情愿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皇帝决策错了怎么办?所有错误的决定都会被高效的执行。一旦皇帝不是“明君”……可传统皇帝制度下狭窄的继承人选择面决定了,将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而将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只能是制造加速崩溃的悲剧。
并不是“明君”的神宗活的不长,在他还没做出更大折腾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他身后,北宋在他亲手开创的崩溃之路上加速狂奔,反复的党争、政治整肃打掉了政权最后的精神,皇权肆意的折腾摧折了整个社会的元气,政权上下最终遍布的是只知媚权没有操守的官员。终于,在神宗那长命而又以荒淫昏庸出名的艺术家儿子宋徽宗手中,这套集权体制发挥了最大的效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财力、人力、物力的北宋在新兴的金的打击下猝然崩溃。这是真的“崩溃”,这个崩溃来自王朝的内部,而打开灭亡之路的,正是励精图治意欲大有作为的神宗。
所以说宋神宗不是昏君,但是也不能说是明君,只能说是能力不够的君主。